在《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中，高平叔先生讲道：自1935年受蔡元培先生嘱托以来，他六十年如一日，信守诺言，实现职志，已经编订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书信选”以及“传记”、“年谱”、“年谱长编”等近30种，总字数达一千万以上；此外，高先生还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别独立成篇地进行研究，写出论著40余篇，计划集为《蔡元培的生平及其事业》。当高先生实现了“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之时，他本人已届耄耋之年，85岁高龄了！
高平叔，原名乃同，江西都昌人，出生于1913年。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所长及研究员等职。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高先生已是有成就的学者，著译颇为丰硕。然而，1979年他却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全力以赴地转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个中缘由，亦只有高先生自知。
1929年秋天，高平叔陪同叔父高耀堂去看望蔡先生，时年高方16岁，且是一名中学生，而蔡氏已年高62岁，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对待年少的中学生竟很谦恭有礼；而他却初生牛犊不畏虎，在蔡氏面前敢于就当时的文化与教育放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蔡先生不仅不反感，反而听得十分认真。就这样，高平叔开始了与蔡先生的接触，逐渐走近了解、认识和研究起蔡元培的经历及其业绩来。1935年，蔡先生提出让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
对于此事的起因，高先生曾这样深情地回忆道：“那是1935年8月5日以后的几天里，我陪蔡先生在上海兆丰公园（现为中山公园）散步，由他口述‘五四’以后的经历，我记录，然后整理出一个初稿。不久，‘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了，我长期流徙后方各地，衣物、稿件散失殆尽，因而《蔡元培文存》的编印和《蔡元培传》的撰写工作不得不中途停顿。一直到1943年，重庆各界纪念蔡先生逝世三周年，我才赶写出一本《蔡元培先生传略》，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从那以后，我无时不想到蔡先生生前的嘱托，无时不为《文存》的流产感到遗憾。但是多年来，我奔波于国内外，生活动荡无常，材料不易集中，使得我无从着手。”
“1979年春，……到北京后，全国政协特于1979年5月17日召开‘征集蔡元培史料座谈会’，到会者，除胡、吴、王、徐、无忌和我而外，尚有钱昌照、何思源、钱端升、陈翰笙、顾颉刚、李平衡、戴伯韬诸老。……他们一致劝我放下经济专业，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蔡先生1935年的嘱托。”
高平叔的一言承诺，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做到了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地步。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他这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样执着的‘傻人’，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蔡先生何其有幸，在晚年获得这样一位知己！”（陶英惠，历史学家。见台湾《传记文学》1995年7月）
高平叔先生于1979年重新进入蔡元培研究时，已经年近七旬，首先从编辑《蔡元培全集》开始，到1989年由中华书局推出七卷本的“全集”时，高先生已快到八旬了。“全集”约三百多万字，收录遗著二千六百余件，据说在编辑“全集”和编撰“年谱长编”过程中，高先生又发现蔡先生佚文五百多篇，这样又为“全集”续编补遗扩充了文献史料，是为喜讯也。
高先生为编“全集”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在“全集”搜集资料过程中，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绍兴、厦门、福州、济南、西安、长沙、广州、香港、东京、纽约、巴黎等地的朋友几乎都调动了起来给予支援；在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史馆以及蔡元培亲朋好友间展开了近乎地毯式的搜检；而以上的工作，均由高先生亲作谋划与指挥，他本人也亲历其事，仅在上海华山路蔡元培故居，一蹲就是半年多时间。为整理和抄录蔡先生全部日记，对于存放的40多个箱箧，他都亲手搬上搬下，一纸一字地阅读。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正值酷夏，南京之酷暑犹如“大火炉”烘烤，然而高先生却在馆内剔抉爬梳了一整个夏天。作为一位年高的长者，其经久耐劳的精神给周围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资料搜集到后，又以数年时间以每日投入十数个小时的辛劳，考辨真伪，校勘疏漏，识别错、衍、异、古字，勘定写作时间，比较不同版本，编排时间顺序，誊抄为简化字体，其繁琐具体程度，其文字数量巨大，实令无毅力无韧性的人望而却步。经过高先生十年的坚韧不拔的努力首次完成了这部具有权威性的《蔡元培全集》，深得海内外学术文化界的赞誉。
高先生在编辑“全集”的同时，又产生了编一套分专题的《蔡元培选集》的愿望，按学科分为教育、美育、哲学、史学、政治、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等专题，独立成集，分别由几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要这样另编，主要考虑到“全集”按时间顺序混合编排，不便于专业学者使用，又难于在短期内面世，为此“全集”与“选集”纵横兼顾，颇可佳惠学术文化界的不同需要，于是有此举。
高平叔先生在着手编辑《蔡元培全集》时，也着手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长编》分上、中、下三册，三册共计180万字以上，是目前最详尽而精审的一部有关蔡先生生平及相关史事的巨著。
这部“年谱长编”，较之1980年所出“年谱”（简编），在数量上增加篇幅不下十七倍以上，在内容上所扩充之重要史实比原来规模也大大丰富了，无论是蔡先生的日记、书札、函电，还是与蔡先生有交往的重要人物之史料，在“年谱长编”中均有大量的辑入；关涉蔡先生教育主张和教育思想的文献更注重详尽的编摘和阐发。
关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关系，高先生不仅在“年谱长编”中有重点突出性记载，而且撰写有长文专论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实践贡献及其时代性的影响。他着重指出，蔡先生深受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冯波特和那个时代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当时的现状，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
高平叔先生在先后操作《蔡元培全集》、《蔡元培年谱长编》等大型项目期间，又产生重编《蔡元培文集》繁体字印行的念头，于是与台湾学者陶英惠先生在1989年1月开始了注释本十四卷“文集”的合作项目，即将原七卷“全集”和九卷“选集”，另编一套注释本十四卷的“文集”。这部“文集”，由高平叔任主编，副主编为萧超然、陶英惠，经过七年多的高先生所说的“拼力”和陶先生等在台的多方斡旋，终于面世。这部“文集”实际上是“全集”，其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弥补了本文前边提到的遗憾，首次公布了蔡先生日记二卷。这样，这部“文集”成为迄今为止有关蔡元培遗著的最为完备、最负责任的一次整理。
高先生自称为完成这部“文集”是“拼力十四卷”，可见其投入精力之巨大了。他除负责主编外，还具体承担了其中书信、自传、日记等六卷的注释文字，其工作量之重、难度之高，对一个老迈之躯讲，也实在有如竭尽全力的拼搏了。在这期间，老人曾有病在身，仍然躺在床上口述；老伴病重以至离世，其中艰难辛酸确难以为外人道，也不能不说是拼着老命在奉献了。
可告慰于蔡先生英灵的是，这部十四卷的“文集”竟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出版界达成了一致共识，这在政治派别对立、价值观念多元的20世纪的中国，恐怕除了国父孙中山外，就是教育之父蔡元培可获得这项殊荣了，这也正好是对高平叔先生六十年来一直为实现蔡元培先生重托的最高褒奖了！
 1935年，蔡元培和高平叔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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